但在实务中，并未如立法者所预期，罚款与没收违法所得二者之间仍存在实践与文本的悖离。
[46]正如联邦宪法法院[47]和许多学者[48]认为的那样，对于德国法秩序而言，司法权受由自身发展出的法律见解约束是陌生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既是立法机关又是释宪机关，这种混合权力主体的身份决定其在行使释宪权作出合宪性审查决定时，不应受到自身在先决定内容的约束，但在行使普通立法权时，应依循既有的合宪性审查结论和宪法解释。
并且，通过解释宪法进而保持宪法的发展与续造，是宪法法院的天然任务。[14]参见刘松山：《专门委员会为何不能行使立法权和监督权》，载《法学评论》2000年第4期，第87页。[18]参见张翔：《功能适当原则与宪法解释模式的选择——从美国禁止咨询意见原则开始》，载《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1期，第116页。[19]参见张翔：《我国国家权力配置原则的功能主义解释》，载《中外法学》2018年第2期，第297页。 摘要: 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混合权力主体，兼享释宪权和立法权。
总而言之，正式的合宪性审查决定本身的普遍约束性就是有界限和例外的，再加上实定法对所谓沟通和意见的拘束效果的模糊缺失，造成了上述问题。因此，这种囿于内部的合宪性审查结论，在法律上似乎很难被评价为具有普遍约束性。而如果监察监督单纯停留在监察监督和调查阶段，这些主体又成为监察法意义上的有关人员。
公职人员作为最具有统合思路的监察法追责式概念，不能局限于部门法，应成为未来统合部门法监督对象概念的重要载体，在宪法中体现其引领力和价值综合功能，并在应对统筹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需要中彰显其包容性，同时在外延上实现对退休公职人员和公职人员的特定关系人之必要扩容。有关人员中的另一种群体是工勤人员，但在我国实际的法治实施过程中，这种现象实际属于一种不规范的制度存在，只不过因其数量庞大而导致其在实际公务执行中占据一席之地。从上述各类监督所针对的对象而言，人大监督和民主监督主要是针对机关及其行为而言。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解释，是经文义解释、目的解释等方法而出现的各种主体在范围上的综合。
有了岗位作为前提，其职权要素也随之跟进，这也是目前权力清单、三定方案中的定机构要表达的本来涵义。从目前《公务员法》对公务员类别的综合管理类、专业技术类和行政执法类三分法规定来看，如果想要实现对工勤人员的统合，在实践中不应再有其他的类别，而对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也应在事务操作中减少特殊种类的设定，使其尽可能统一于参公事业单位人员和普通事业单位人员，必要时可以结合事业单位改革对普通事业单位人员进行次一级划分。
《刑法》中以国家工作人员论之情形，在行政法中对应的是行政组织法之外行政行为法授权的重点作用领域，在《监察法》中则对应有关人员的场域，只不过在《监察法》领域不再区分被授权主体与被委托主体的不同公法责任情形。2016年两高《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部分涉及了对该问题的拓展式解读。但所有这些问题的根本在于，《监察法》或整个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尽快确定相对统一的监察客体或监督客体理论，而监察客体或监督客体的确定，主要还是在于公权力的廉洁性。相比公职人员，有关人员这种概念具有不确定性。
从体系化的解释来看，《监察法》第1条已经明确其目的就在于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监督，而在总则 立法目的中出现的行使公权力无疑应是判断是否公职人员的实质标准。也就是说，监察处置权在此时出现了断档，只是对其立案调查，完整的监察权在这里只剩下监察监督权和监察调查权，如果对其应当予以降级、撤职、开除的，只是按照规定相应调整其享受的待遇。在《实施条例》第26条监察机关依法调查的贪贿犯罪中，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的具体罪名赫然在列。在对人涉财类行为的公法责任追究上，这种针对不同严重程度行为的监督，也正在趋近，契合了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化的需要，同时也是刑事政策与国家监察的政治性要求在具体解释层面上的渐行渐近。
从实质而言，这属于纪检监察范畴体系中的主体论范畴的界定问题。这种不确定法律概念的使用，可能是为行政或司法预留政策空间，当一国监察法这种反腐败法的政治需求与规制范围尚无法完全确定时，通过个别关键概念的设定为监察的下阶段工作预留空间，正是有关人员这些概念存在的最佳制度起因。
而真正的破旧立新，则需要在以宪法精神为核心的法律价值体系的指导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予以整体塑造。而这在古巴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反腐中也属重点关注对象。
而法治则要求监察法治体系的动态构成，从次级价值表征上则主要体现为道德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汇集与弘扬）、实践价值（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监督升级）和法治统一价值（监察法体系化的逐渐成形）。（四）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追责重心统合的政策需求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本身就具有较强的自足性和闭合性，在这样一种系统化的体系设计中，必然产生对追责重心统合的政治要求，这种政治要求往往通过国家的政策方针及时体现出来。这种人民监督才是宪法监督民主价值的最集中体现和最有效释放。然而，有些法定概念（如《监察法》第15条中的有关人员等）仍无处寻正解。但多数学者认为，有关人员不属于公职人员，也不是涉案人员。对于《注册会计师法》这种体现社会治理或社会主体参与行业治理的立法，应通过公职人员的概念使用，强化其责任意识，契合未来公职人员意识逐渐形成的过程。
毫无疑问，对有关人员的准确界定，对《监察法》下一步的有效实施有关键的作用，同时也可能引发刑法、行政法等其他公（部门）法的联动效果。如前所述，在静态的追责体系设置上，以监督对象、监督行为种类和监督责任形式等为代表的基础概念与制度元素，决定着这种追责体系重心统合的初步效果，也是追责重心统合过程中的首要难题。
这一规定也在1997年《刑法》修订时得以完整保留。就针对个人的监督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以下简称《统计法》）的制度设计比较特殊，即便其在2009年进行的上一次修订，也同时在对国家工作人员的监督方面规定了任免机关或监察机关给予处分或在接到处分建议时及时做出决定的职责。
宪法在各部门法监督法定概念中应展示其统合力，以有关人员这种不确定法律概念为切入口，兼及国家工作人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类追责式概念间的逻辑关系及其远景存废。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管理的人员，其实并非最早出现于《监察法》中。
（一）宪法精神指导下的概念统合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体系化，首要问题在于其责任科处意图的互补。但是，也可能直接认为根据《宪法》制定的《监察法》中的公职人员与《刑法》中的国家工作人员属于同一范畴。如果我们从宪法解释的角度来对公职人员进行扩张解释，有关人员应该不再是必须单独存在的概念。《刑法》第93条第1款的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可以被认为是《宪法》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刑法》中的具体化表现之一。
可考虑将《刑法》中的离职按照《政务处分法》第27条两款分别规定退休公职人员和离职公职人员的模式予以调整，注重离职一词使用的统一性，同时强调对退休公职人员的重点追惩。从对有关人员的实际监察结果来看，其既可能出现有关人员仅仅是被监督对象的情形，也有可能出现有关人员成为被调查对象甚至被处置对象的情况，可能覆盖从第一种形态到第四种形态的各种纪检监察场合，也可能经历从监察法中的有关人员到刑法中基于不同条文适用而产生的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和非国家工作人员的主体角色转换。
我国目前公务员系统大概为700万人，事业单位大概有3000万人，而如果将受委托和被授权的组织、国企、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监察对象统一加起来，总数可能超过6000万人。2022年6月，中办印发了《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管理规定》，从领导干部良好家风的角度扎紧了对特定关系人腐败治理的制度笼子。
只不过《刑法》同时使用了非国家工作人员，《监察法》则未采用非此即彼的思维定位，而是采取了亦此（接触公共资源）亦彼（非公职人员）的立法思维。对公职人员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来说，2016年的《党内监督条例》第14条和2018年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纪律处分条例》）第97条早有类似的制度约束，《监察法》第六章反腐败国际合作中的第52条第3项规定有公职人员及其相关人员的表述，《政务处分法》第33条第2款也有明确规定，公职人员拒不按照规定纠正特定关系人违规任职、兼职或者从事经营活动，且不服从职务调整的，予以撤职。
与中观权责统一对应的是政府间财权、支出责任的宏观权责统一以及同一政府职能部门内部角色分派和责任承担的微观权责统一。在法教义学和法律解释可及的范围之内，有些法律概念是有时代局限和历史使命的，伴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政治的需要，一些概念被取代也意味着新时代新形势应对的特别需求已经彰显。但公职的核心要素在于，担任国家的公共职务或岗位，或行使国家公权力或掌握着公共资源，这种界定或解释更集中于文义解释，但也不乏目的解释的痕迹。但是《监察法》第15条第5项和第6项及其相应的《实施条例》之规定，就是从实质角度来扩展监察对象的范围，实际上在践行着目的解释的方法，从内容来判断其属于接触了公共资源的非国家工作人员情形，但特殊情况下也可类比《刑法》中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解释之精神。
这实际上容易让人联系到工勤人员的认定，客观上也是《监察法》在力图与行政法尤其是《公务员法》等相关规范实现概念或法条适用的互通。除全国人大常委会2000年针对《刑法》第93条第2款的法律解释之外，涉及国家工作人员的规定还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所作的司法解释。
（三）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追责重心统合的理论需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其需要在理论上持续跟进。另一方面，在公职人员群体中，有跟国家工作人员重合交叠的区域，也有不重合之处。
（二）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追责重心统合的现实需求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不只需要制度设计，还需要实际上的制度连通，这种连通表现在追责的重心上就是追责的实际对象的不断统合，各种追责制度之间相互衔接，概念使用上相对一致。在部门（责任）法规范无法完全实现追责重心统一的前提下，政策的统一性可能成为部门法之间衔接协调的重要驱动。
